企业应学习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严格依法经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重视争端解决机制，善于利用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

如前所述，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是在国务院三定背景下涌现的概念，这一机构的设立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尤其是没有《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援助立法上的依据。当前我国设立狭义的法律援助机构，其职能被过分限制，并不符合现代政府管理范式的要求。

（三）法律援助管理职能配置问题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管理工作采取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并进行指派的形式。以黑龙江为例，在地市级如鹤岗市即挂法律援助科和法律援助中心两个牌子但人员只有一套。执行局有权决定以何种最有效的方式来运行以及在可用的资源范围内完成工作。[31] 我国法律援助机构未能充分回应自身的双重定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对管理工作及服务工作基本没有科学的区分，阻碍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法律援助机构应否具备服务职能，分析这一问题应当立足于考察为何要在法律援助机构本已负担的管理职能之外增设服务职能。

[3]第二，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形式多元。承担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它不会允许脱离实际和法律用意的程序法改革，也不会允许男子和女子那么悬殊的性道德要求及其所造成的对妇女的伤害，或者超前的不实际政策/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对许许多多妇女的伤害。

在他看来，道德价值是极其多样和易变的，不能凭借形式理性来统一和普适化。我们如果再加上中国法律所展示的实用方法——即经过实验证明是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行之有效的，方才正式立法颁布——我们便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条不仅能够从众多道德价值中做出选择的道路，也能够看到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法律修改和创新的道路。我们不一定需要引进康德的绝对命令以及其对西方法律的特殊影响，更不需要简单凭借韦伯单一的形式理性来推进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更具体地来说，虽然他在叙述历史演变（而不是理想类型）时，偶尔也会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悖论结合，譬如，如上所述，他曾把社会主义法律认作实体理性法律，但他没有加以仔细论述，并且最终还是强调了其非理性。

亦见Weber， 1978：1047~1051）也就是说，在面对其理想类型和历史实际之间的张力时，他最终倾向的是重申自己的理想类型并把其等同于历史实际，所选择的仍然是理想（类型）化，而不是建立连接、合并理想类型和实际情况的概念/理论。在他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强有力和细致的推论，说明理性绝对不仅仅限于形式理性（理论理性）。

善法和恶法并存的实际不可避免地突出一个具有长久历史的问题，一个使我们联想到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法间争执的问题：即，道德在法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道德准则确实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法律之中，我们该怎样来决定不同道德准则的取舍？对韦伯来说，法律应该排除道德准则，不然的话，它们会成为统治者或利益团体侵入法律领域的途径。它不可能超越时空而凭借逻辑被证明为普适原则。在儒家思想中，相当于康德赖以对众多道德准则作出选择的绝对命令，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标准：此准则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的标准了吗？同时，我们要加上这样一个现代条件：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公民吗？儒家这个绝对命令固然没有像康德的那样，附带着非常现代（启蒙时期）的个人自由（道德）选择的前提概念：在西方的传统中，突出那样的抉择，是和过去的自然法思想十分不同的认识——后者的出发点不是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由抉择，而是被认作为给定的、客观存在于自然的准则。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实体主义最终只可能是非理性的。

正是理想化，而不是抽象化，才会很快被等同于实际而成为对实际的过分简单化。（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第一卷， 总序：013~016）又譬如，在叙述中国的政治体系时，他提出了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混合体概念（混合其世袭君主制patrimonialism和官僚[科层]制bureaucracy两个理想类型），但同样没有加以详细说明，并且最终仍然强调了其实体非理性设立事业单位能够克服行政官僚制弊端，提高服务意识、改善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效率。第三，导致地方设置多元化。

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审视，我国法律援助机构仍应当维持双重职能的定位，理由在于：第一，我国律师资源在地域范围内极不平衡。[40] 将开展宣传工作也作为服务监督职能的内容来自于联合国《刑事法律援助示范法典》（Model Law on Legal Aid i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的规定，参见《刑事法律援助示范法典》26.4条。

最近有报告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提供方式提出了批评。在应然层面上，将法律援助中心的机构性质变更为行政机构并扩展其相关职能即可，我国多地法律援助机构的改革即是如此，如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变更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

与此同时，虽然保留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但其管理职能弱化，在规定层面主要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培训、交流合作等。（二）行政机构抑或事业单位 由法律援助机构行使行政职能这一前提进行推论，似乎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统一确立为行政机构是当然的逻辑结论。[42]司法部下设法律援助工作司的设立即以此为背景，由此，原属于法律援助中心的部分职能转移到法律援助工作司，而法律援助中心保有的主要是辅助性的职能。法务省负有宏观的政策制定职能，具体而言，有权确定3-5年期间援助中心应实现的业务运营目标（中期目标），有权监督法律援助中心的各项事务，例如批准援助中心制定的法律事务处理规则、开展业务的操作程序声明，监督服务质量、财政收支等。经过了9年的发展，截至2015年，日本专职律师数量达到250人，分布在85个机构。具体而言，是特别设立的独立机构，其功能包括管理、协调和监督法律援助以一种易于获得的、支付得起的、平等、高效、可信赖、可持续的方式提供，以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目前法律援助管理体制在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定位、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以及法律援助管理职能配置三个方面仍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亟待改革与完善。然而服务人员专职化可消解这一质疑。

考察法务省与法律援助中心在管理职能配置问题上的经验，同样应当从法律援助中心的独立行政法人性质出发。第二，叠床架屋，浪费法律援助资源。

相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必须诉诸我国正不断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承担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

我国应当尊重各地区根据当地的资源及具体情况对管理职能作出的灵活安排，然而，仍应当首先阐明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二者之间在职能配置时应遵循的原则，以保证法律援助管理工作的科学性，提高管理效率，避免资源浪费。根据这一规范，将法律援助工作所涉及的行政职能拆分并分别由两个机构行使，这种二元制的做法不符合条例的要求。[27] 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规划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布局。

同时，应当对二者设立不同的人员配置、薪资报酬、专业分工、职责任务、培训机制等。（1）英国管理职能配置——大法官领导下的法律援助局 英国法律援助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法律援助委员会管理向司法部管理的转变。

地方层面，以法律援助工作处命名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同样广泛设立。再次，将法律援助管理工作视为行政职能也符合国内外的一贯态度。

（5）制定其他与法律援助活动相关的政策，例如与其他社会团体加强合作。转引自刘方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执行局为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由执行局长领导，就执行局的日常管理工作向部长负责。[20]就专职律师制度实施的情况而言，一桥大学教授山本和彦认为，综合法律援助在法律工作者过少的地区设立区域办事处并设置专职律师，推动了《综合法律援助法》立法目的的实现，在突破距离障碍获得司法准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数据显示，吉林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2013年办理了331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其中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办案比例高达73%（2011年、2012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5%、82%），领取的办案补贴远远高于支付给社会执业律师的办案补贴。[34]言下之意，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应为行政机构。

早在我国法律援助中心筹备时，筹备组即认为鉴于法律援助是政府行为，世界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将法律援助的管理机关列为政府有关部门内独立的管理机构。监督工作往往由议会、财政部门等国家组织承担，不再详细展开。

（二）双重职能下的服务人员专职化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双重职能定位下，存在两种相反的现象亟待消除。部长负责分配资源，设定年度任务目标。

【摘要】 我国法律援助管理体制在二十四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建立期、规范期、改革期三个阶段。多元化的机构设置为全国范围内司法行政机关指导法律援助工作，尤其是上下级之间指导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